三、对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系的研究

1．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学科名称

现在，国内经济学界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学科名称上存在意见分歧。

国内有的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不妥。理由之一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产生在西方国家，因而也应该属于西方经济学。吴易风认为这一理由难以成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对立的理论体系，必须用不同的名称把二者区别开来。西方经济学的“西”，不是地域上的概念，而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概念。用“西方”二字作为一种特定的、流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的定语，是为了正确反映这种经济学的本质属性，以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在提出异议的学者中，有的主张称西方经济学为经济学，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政治经济学。吴易风认为这一主张也难以成立。因为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或西方有关著作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都是同义语。例如，西方权威性的《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辞典》改名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后仍然认为，“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两者基本上可看作同义语”。

在提出异议的学者中，还有人主张称西方经济学为“现代经济学”或“当代经济学”，而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归入“古典经济学”。吴易风认为这一做法十分错误。他指出，在现代或当代，仍然存在着两大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现代或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或当代西方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或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对其进行革命中创立的崭新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绝不属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或古典经济学。

2．西方经济学决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现在在国内某些高校和研究机构，有人主张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吴易风认为，西方经济学植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是西方国家统治阶级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它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确实作了一些研究，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于这些成果，可以而且应当借鉴。但是，西方经济学绝对不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因为：

第一，经济学是有阶级性的，属于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主要表现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宣扬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第二，西方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造成了历史观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使西方经济学家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自然的、永恒的生产方式，是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人类历史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原始人使用的石块和木棒就是资本，而且人类社会将永远是资本主义。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考察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特别是还考察了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而且阐明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发现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西方经济学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它极力掩盖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否认资本主义剥削，否认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

第四，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对象上的看法不同。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对生产方式的研究包含了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

第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和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能毫无顾忌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本质进行科学探讨，作出客观的、全面的、深入的解剖、分析和说明。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只在不违背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情况下是统一的。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本质这类重大问题上，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则常常会发生冲突。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利益和要求的西方经济学，由于固有的阶级局限性，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本质进行客观的、全面的、深入的科学探讨，而是经常作出主观的、片面的、肤浅的解释。

吴易风指出，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总是把西方经济学原理当作科学真理来叙述和传授，并且差不多都运用数学来论证和表述较为简单的经济现象。初学者往往被迷惑，误以为经过数学证明或表述的经济理论必定是科学的和有用的理论。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西方经济学家常常借助于没有现实意义的假设进行演绎推理，得出结论，并由此引出政策建议。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构建的建筑物，看起来富丽堂皇，实际上是无法供人居住的空中楼阁。当然，西方经济学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科学性可言。但是，西方经济学家只能在不违反统治阶级利益和无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那些课题上进行科学研究，也只有在那些课题上，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的西方经济学家还有可能取得有科学意义的成果。正是这些研究使西方经济学具有某种实用性。而在事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等问题时，西方经济学不是有意回避，就是蓄意辩护，很少例外。

吴易风认为，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即既具有阶级性，又具有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我国经济学界多年来未能认真分析西方经济学的二重性，而是易犯两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一种片面性是，只看到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而看不到它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另一种片面性是，只看到西方经济学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而看不到它的阶级性。前一种片面性会对西方经济学全盘否定，后一种片面性会对西方经济学全面肯定。他认为，既然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我们就应该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它进行科学的和全面的剖析，分清哪些是意识形态成分，哪些是在特定条件下有用的成分。对于前者，要进行必要的批判和揭露；对于后者，要借鉴和吸收。借鉴是把他人的经验和教训当作镜子，而不是照抄照搬；吸收是要经过消化系统的分解和吸收功能来摄取有营养的成分，而不是囫囵吞枣。

3．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思潮

1983年，邓小平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这一著名讲话中严肃批评了国内理论界和文艺界对西方学术文化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的错误倾向，提出了正确对待西方学术文化思潮的几项原则。这些原则是：第一，要坚持对外开放，要发展对外文化交流，但不能让资本主义文化中有害的东西在我国畅通无阻。第二，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哲学思潮、西方经济学思潮、西方社会政治思潮、西方文学艺术思潮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不能盲目推崇。第三，对理论界、文艺界和整个思想战线上问题的严重性不能低估，不能让西方思潮自由泛滥，一定要采取坚定措施加以制止。这是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的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事。吴易风认为，邓小平当时提出的这些原则，今天仍然是我们正确解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系的指导原则。

吴易风认为，在经济学领域中，今天的情况比邓小平当年指出的情况可能还要严重。例如，当时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的学者还没有公开宣称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今天，则有人公开宣称西方经济学关于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这一“经济人”假设是科学的和有“生物学根据”的，说是生物学已经找到了“自私基因”；当时，他们还没有公开宣称生产资料私有制符合人的本性，今天，则公开宣称只有生产资料私有制才符合人的自私本性；当时，他们还没有公开宣称我们的市场经济要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今天，则公开宣称我们的市场经济只能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断言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上述这些观点不仅把经济理论搅乱，而且还把青年学生甚至把某些部门和某些地方领导干部的思想搅乱。他们制造这些理论的实质是反对在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在中国实行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在如何全面、正确地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吴易风极力倡扬我国经济学界老前辈陈岱孙教授晚年的亲笔题词：“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吴易风根据陈岱老的论著谈了自己对这四句话、十六个字的理解。

弘扬马列——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

锐意求新——就是要善于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借鉴西学——对西方经济学要认识其本质，但不能简单地否定，而是要加以分析，借鉴其中有实用性的成分；

体察国情——研究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既要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又要反对迷信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吴易风认为，陈岱老的题词全面地、正确地处理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