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政府和市场的交互机制

如哈伯格（2003）所反思的那样，在这些情况中（结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笔者注释），成本-收益分析被放到了一边，以支持一种或另一种被想象成灵丹妙药的方法。构建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框架首先需要识别发展政策的两难困境，实质上就是要揭示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交互机制。就像张曙光（2013）所感知的那样，尽管存在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个极端，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基本上成为经济学家的共识，分歧不在于二者的有无，只在于此多彼少。然而，正如林毅夫（2013，第1102页）所强调的：“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多彼少’，而在于如何知道市场失灵发生在何处，以及政府的干预如何避免变成政府失灵，而这正是新结构经济学所想达到的目标。”我们需要在二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这种平衡不应该仅仅是给一个分配一些任务，给另一个分配另外一些任务，还应该设计一些制度使二者有效地互动起来（Stiglitz，2011）。那么，政府和市场的交互机制如何展现出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呢？这得回到新结构经济学中“自生能力”（viability）这一重要概念上（Lin，2003）。[13]

Lin（2003）将“自生能力”定义为“在开放、自由和竞争性市场中的企业的预期利润率”。如果一个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预期能够在开放、自由和竞争性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样的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很显然，如果一个企业预期不能够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就没有人愿意投资；除非政府提供支持，否则这样的企业就不会存在。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中，企业的经营管理影响盈利能力，这是一个公认的命题。同样，一个企业的预期获利能力也取决于其产业和技术选择。如图1.1所示，考虑这样一个模型：经济仅包含两种给定的生产要素，资本（K）和劳动（L），且只生产一种商品（y=Y/L）；等产量线上的各点代表了生产既定数量的某一产品所需的不同的资本和劳动组合——各种可能的生产技术；等成本线的斜率代表了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反映经济中资本和劳动禀赋的相对稀缺程度。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结构往往是资本相对劳动更加稀缺，即由图1.1中的等成本线C刻画。那么，发展中国家符合比较优势的技术选择应该是A点（KA，LA），并且此时成本最低，企业也具备自生能力。

资料来源：笔者在Lin（2003）基础上拓展。

然而，观察到的情况却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由等成本线C刻画的资源禀赋结构中选择了生产技术B（资本相对密集型产业）而不是A（劳动相对密集型产业）。生产技术B显然不符合现有资源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生产成本也不是最低的，企业也不具有自生能力。事实上，在由等成本线C所反映的相对价格条件下，企业是不会进入B点的，除非企业面临的相对价格条件是等成本线D。显然，生产技术B是政府的选择，而不是市场的选择。因此，企业如果遵循政府的战略就会引致相对于等成本线CB与CA之间距离的损失，林毅夫称之为发展战略的“政策性负担”（policy burden）（Lin and Tan，1999）。然而，现有的资源禀赋结构只能提供C所反映的相对价格。如果要使得企业选择生产技术B，相对价格则必须由C变成D，那么在现有禀赋条件下就只通过政府干预扭曲相对价格机制，为企业提供政策补贴（policy subsidy）以弥补其发展战略价所产生的政策性负担。总之，C（G）=CB-CA便可定义为发展战略的成本。

那么，为什么政府还要付出（CB-CA）的代价去选择生产技术B呢？生产技术B相对于A更加偏向资本密集型，即kA=KA/LA＜kB=KB/LB。然而，如图1.2所示，资本深化（k=K/L）自身蕴含着技术进步（TFP），TFP（kA）＜TFP（kB）。因为新的技术几乎总要体现在新的物资资本与人力资本中，而如果要使用这些新技术，就必须积累这些资本（Aghion and Howitt，1998；Caselli and Wilson，2004）。林毅夫声称通过市场自身的积累，资源禀赋的演进会自发地向B点的相对价格条件改变，从而市场自发地选择生产技术B，即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Lin，2003；林毅夫，2012）。然而，正如前面引用过的Chang（2009）的评论，“考虑到要素累积过程的性质和技术能力的建设，一个落后经济体根本不可能在新产业中积累起技术能力，除非其违背比较优势，并在拥有‘正确的’要素禀赋之前就真正进入该产业”。由于协调困难、结构刚性、短缺和过剩、供需缺乏弹性等，在发展中国家自发的市场在技术升级时存在困难，即生产技术A不会（迅速地）自发地向生产技术B转变。如果在政府发展战略的推动下，技术实现了升级，那么原有等产量线就会上升，因为技术进步使得原有的生产要素产出更高，即yA=fTFPA（KB，LB）＜yB=fTFPB（KB，LB）。总之，R（G）=yB-yA便可定义为发展战略的收益。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Aghion and Howitt（2009，p.109）的数据绘制。

将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发展轨迹则是发展战略的收益与成本权衡的结果，即D（G）=R（G）-C（G）。因此，我们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精髓应该在于如何最优地权衡发展政策的收益和代价。实际上，第一波发展思潮的结构主义就强调了发展战略的收益，因为发展中国家结构刚性的存在，市场自身在推动结构变迁、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上存在困难，政府干预有助于市场推动发展。第二波发展思潮的新自由主义则强调了发展战略的成本，因为政府要想激励市场在禀赋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就必须改变相对价格，对价格机制的扭曲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损失。反思第一波发展思潮和第二波发展思潮，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实践抱负就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获取发展战略的收益并且最小限度地承担发展战略的成本，这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找到政府和市场在发展过程中的耦合机制，从而界定由发展中国家经济性质内生的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并做出取舍。

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方法非常古老，在将其应用到新结构经济学中为发展战略构建一般性理论时则需要界定具体的成本与收益及其机制。发展中国家独特的经济发展问题可能变化无常，但并不妨碍这一方法的应用和修正，反而更显其生命力，可以为分析前沿内部的发展轨迹提供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方法。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方法的关键在于识别出处于前沿内部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战略上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发展政策在实现发展目标与引发代价之间的冲突。这种发展中国家独有的发展战略的两难困境可能是多维的，需要同时界定具体的发展战略的成本和收益，如同找到许多表征发展战略的硬币并描述清楚硬币的两面。例如，发展战略在总量增长与结构失衡之间的两难冲突，发展战略在总量增长与不平等之间的两难冲突，发展战略在产业升级与城乡差距之间的两难冲突，发展战略在产业升级与产业失衡之间的两难冲突，发展战略在技术进步（TFP增长）与资源误置（TFP方差）之间的两难冲突，等等。这些独有的两难冲突本身就内生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中。前述理论可能有些抽象，我们不妨用中国近来出现的投资潮涌和产能过剩现象来阐述政府与市场的交互机制：首先，投资潮涌和产能过剩现象暗含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会不同于前沿国家，产业和技术升级是可预期的（林毅夫，2007）。然而，在自发的市场调节下，预期到市场协调失效会引发投资潮涌、出现产能过剩而导致亏损的风险，理性的市场个体会谨小慎微，从而导致对可预期的发展机会利用不足。为了激励市场个体利用发展机会，政府就会实施积极的发展战略干预市场价格机制，以确保投资潮涌之后产品价格不会严重下行、要素成本不会严重上行，从而盈利不会严重下滑。被发展战略放松了的市场约束激励理性个体利用发展机会，但也为投资潮涌提供了通道，从而引发更大程度的产能过剩。这实际上表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后发优势上存在内生的两难困境。一般地，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就是指发展政策面临的两难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