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探索著作是我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1]一晃眼，博士毕业竟几个春秋。在此期间，我将博士论文的各个章节修改成论文刊发在一些学术期刊上。这些文章引起了一些关注，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转载多次。

记得六年前开始准备博士论文时，我计划以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真实关系为选题。然而，现实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真实关系纷繁复杂，各种论述文献也汗牛充栋。在“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之后，我最终选择了当时并不成熟的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博士论文的理论视角。要知道，林毅夫教授在2011年才正式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一词，作为中规中矩的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以此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应该说是充满了理论冒险精神。当然，这也要特别感谢我在厦门大学经济学系的博士生导师林民书教授，他充满了佛性，以慈悲为怀放任我任意选题写作博士论文。有导师的庇护，我的博士论文肆无忌惮，天马行空，充满任性。然而，林民书教授觉得以“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第三波发展思潮的理论探索与中国经验”为主标题难以全面覆盖这篇庞杂的博士论文，他担心论文外审被挂，于是断然将主标题去掉，以副标题作为主标题。林民书教授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的博士论文不但顺利地通过了外审和答辩，而且获得了林毅夫教授的“佩服”，他还主动邀请我来北京大学做他的博士后。于是，我与林毅夫教授结下了师徒之缘，于2014年初春正式开启了探索新结构经济学的人生模式。

随着对新结构经济学学习、研究和应用以及教学的深入，我蓦然发现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十分庞大，这是一门关于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学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只不过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九牛一毛。过去两年，我在北京大学开设的“新结构经济学导论”课上，为了便于学生把握新结构经济学的全貌，就不揣浅薄地将其中心思想概括为“新结构经济学十大原理”。然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依然占据十大原理的两个席位，足见其在新结构经济学中的重要性。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第三波发展思潮，不但克服了第一波旧结构主义发展思潮强调政府而忽略市场的政府盲目干预主义，以及第二波新自由主义发展思潮强调市场而忽略政府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而且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对立范式转换为辩证范式（参见本书绪论）。这种政府和市场关系范式转换的根本原因在于，以给定禀赋结构求解最优生产函数为核心的新结构经济学，在研究范式上替换了以给定生产函数求解资源最优配置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2]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范式中，政府与市场作为两种对立的资源配置方式，争论的焦点在于谁优谁劣。然而，在新结构经济学的结构范式中，研究的焦点在于政府在结构变迁过程中的作用。林毅夫教授在目前的新结构经济学体系中详细分析了结构变迁过程中政府作用的正反两个方面：正面作用是促进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结构变迁的因势利导作用；反面作用则是违反潜在比较优势的错误干预，比如众所周知的赶超战略。我将这个中心思想概括为新结构经济学十大原理的第九条“结构变迁中政府因势利导原理”。然而，如前所述，现实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实纷繁复杂。这个因势利导原理只是一个基准，难以概括经济发展过程中无处不在的政府干预所内生的两难困境，比如政府干预在发展机会与投资潮涌以及产能过剩之间的内在矛盾（参见本书第2、3章），政府干预在经济增长与部门以及群体之间的内在失衡（参见本书第4、5章），等等。以这些发展过程中的两难困境为例，本书初步构建了一个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框架（参见本书第1章）。我也抱着野人献曝的态度，将本书的中心思想概括为新结构经济学十大原理的第十条“结构变迁中最优政府干预原理”。本书浅尝辄止，远未囊括这一原理所涉及的政府干预在结构升级与结构失衡之间的诸多矛盾现象，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深入完善。

借出版拙作之际，我要感谢家人、朋友和同事在我求学和工作上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林民书教授和博士后导师林毅夫教授，很幸运有两位林老师的栽培。最后，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郝小楠和任京雪编辑，除了本书，她们也帮助我编辑了《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世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报告》《新结构经济学案例研究》等新结构经济学系列著作，这些新结构经济学著作也凝结了她们的诸多汗水，也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林君秀老师对新结构经济学系列丛书的策划和指导。

付才辉

2018年初春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