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斗米的故事

我今年已虚岁八十了！孔子《论语·为政》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回顾我平庸的人生，大致可说经历了三个真实的“五斗米的故事”。

第一个是我青少年时代中学求学的故事。1949年那一年，我正14岁，在上虞本县本乡的时化小学毕业，因时代的急剧变化，不可能于当年进中学读书。第二年，我考上了本县的春晖中学，因我父亲是一个目不识丁的老老实实的农民，只能以耕作糊口，根本没有余钱付一点学费让我上学，我只得作罢。第三年，我又考上了春晖中学，面对无钱上学的现实，我向本乡的一位理发员上亮师傅求助，他热诚地同意借给我五斗米，这解决了学费问题，使我进入春晖中学读书。那时以米代钱，每斗米15斤，五斗就是75斤的大米。要知道那时小学教员每个月的工资才120斤大米，可见五斗米的价值。

我因有了这五斗米，才得以在春晖中学初中毕业。1954年，我报考了浙江湘湖师范，因为在师范读书，学费全免，还可享有每月7元钱的较好膳食。我知道求学之不易，所以学习较努力，成绩亦较好，师范毕业时被保送上大学，大学毕业时又被保送读研究生。在我的一生中，我常对人说，没有上亮师傅的五斗米，也就没有我的研究生学历及今日的大学教授资历！

《史记·信陵君列传》中，一位说客对信陵君说：“君子有德于人，愿君子忘之；人有德于君子，愿君子勿忘也。”上亮师傅对我的恩德，我亦牢记于心。20世纪60年代，我在杭州工作，上亮师傅带生病的儿子到浙二医院求医，我尽自己的可能，帮助解决一些问题。此后，我每次回家乡，都以礼拜访上亮师傅。上亮师傅出生于1926年，比我大9岁。2006年，我71岁时，我夫妇俩从美国回家乡，看望这位80岁的老先生，且一道合影留念。

上亮师傅于2010年去世，享年84岁。此后，我们再次看望师傅太太。2013年年底，我回家乡时，得知师傅太太也于上一年去世了，我就去看望上亮师傅的儿子、孙子、玄孙们。上亮师傅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还有三个孙子女、一个玄孙在读中学，我就送我写的书和文章《琪琪学有所成海归了》给他们，并送万元以上的奖学金，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不断上进。

我的第二个“五斗米的故事”，是我学习古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经历。这故事还得推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的“右倾翻案风”。我自进初中以来，一直担任共青团的学生干部，1955年在湘湖师范时加入共产党， 1957年保送进杭州大学（现为浙江大学）。1958年正值高举“三面红旗”“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高潮，我当时年青力强、血气方刚，当然积极投入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各项运动：如去浙江省第一个人民公社萧山欢潭公社劳动，“除四害”上山打麻雀，尤其是大炼钢铁，我被评为优秀炉长，在杭州市东坡剧院大会受奖。可是，到1959年的下半年，就出现了全国性的饥荒现象，我也亲身感受到了，同学中有出现浮肿病的迹象……这引起我的反思，且有某些情绪表现。当时，党和国家对大学生还是相当关怀的，每人每天有一斤大米的供应保障，过节时还能吃到一块红烧肉。可就在1959年那个时节，我面对着有红烧肉的那一顿饭，想到全国有许多人饿死，浙江家乡也有饥荒现象，就难以下筷。那时，我只是反思造成这严重灾难的种种原因，并无其他言论，然而还是因吃不下饭的这个行动表现而留下了不良影响。学校党委副书记主持批判我的错误行动，我也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材料进入档案。虽然两年后学校党政领导给我作了纠正，摘了帽子，而且保送我进入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语言文学研究所读研究生，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认识到我国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而从深刻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我亦大致认识到“理想与现实的纠结”“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悲剧”。

在“文革”中，我持独立审慎的态度，没有卷入“造反派”与“保守派”的矛盾斗争，也没有受到较大的冲击。“文革”结束后，我被任命为杭州二中副校长，但因我一心想搞学术研究，于1979年年底争取调到了杭州师范学院（后改为杭州师范大学）任教。80年代初，因高校领导班子需新旧换届，省、市领导先派我参加浙江省首届高校干部培训班学习，后来又多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全脱产搞党政工作，我再三表示我的初衷是想脱离党政工作而专心于教学研究，为不违抗组织要求，是否可把党政工作与教学工作结合起来，不要让我丢掉上课那支粉笔。后经平衡，上级任命我为学校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允许我兼任教学工作，继续上课。经几年实践，一方面，我感到党政工作与教学工作的矛盾较难处理；另一方面，当时改革开放后，社会上思想非常混乱，我深觉工作无所适从。如：为什么要摸着石头过河而又不过河？为什么不要讨论姓资姓社而又自称特色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没有新的规章制度，导致有权先富、党政官员的贪污腐败严重等等。我作为纪委书记，除自身须保持清廉外，当检查触及另一些人的私利时，就会受到非议攻击，甚至被告上法庭；我也亲身处理了几起公、检、法部门与学校争利的事情，而学校也渐渐不再是清水衙门了。这种种迹象表明，真所谓“好人难做，清官难当”。

在新的时代背景里，我再次联系《易经》“见微知著”思想及“时止时行”原则，读陶渊明“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于是，1988年我坚决向上级提出辞呈，要求免去一切党政工作。在当今社会，一个未犯大错的知识分子当然不可能像晋朝陶渊明那样归隐田园，躬耕陇亩，事实上到家乡也没有田地可耕了。而我还可以在原来学校，认认真真教书，清清白白做人！那时，在我妻子工作的单位里，有同事看到了免去我原职而无新任的文件，都猜测、议论我在政治上或生活上犯了什么大错误；而在我学校的教职员工中，因我的级别待遇由副地市级降为县团级又不外调，也有种种议论和猜测。我只埋头教学研究，不向任何人作任何解释，因我只是一个书呆子，只是仿效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独立、自由之精神，而在学问、修养上还远远不够。

我的第三个“五斗米的故事”，是我退休后来美国自力更生的生活故事。因我子女通过考试获奖学金在美博士毕业后从事高科技工作，我夫妇俩为照顾孩子家庭决定赴美居住。在现代化的美国社会里，我当然更不可能像陶渊明那样躬耕“农”亩以求生，而我曾去餐馆打工，办过中文学习班，到大学讲过课，但最终以“手耕”“笔耕”作为我在美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

我退休前对易学与中医学产生兴趣，我曾到浙江中医学院（现浙江中医药大学）听课、参加考试，到杭州市好几所中医诊所实习推拿、针灸。1999年，我在美通过考试、考核，获取了推拿执照，利用我女儿家的一个旧车库，自力开办了一个带有慈善性质的中医推拿诊所。我在服务中结交了在美硅谷高科技区的世界各国、各行各业的许多朋友，正借此以为“交友之途，谋生之道，观世之窗”。

“弹指一挥间”，我在美推拿“手耕”已经十多年了，至少凭借自己的努力维持了自己的生存。我深感自己的一生对祖国和人民贡献甚少，而光阴流逝，如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所云：“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很想在晚年做些慈善之事。我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如今在美国这个新的环境里，我虽没有加入美国籍，但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够独立生活，已是生存无忧，所以前些年我就决定，把我在国内的退休工资全作奖学金用，以资助国内亲戚朋友或贫困地区经济困难的学生上学，正如上亮师傅资助我五斗米让我得以上中学一样。

另外，我在美国还坚持“笔耕”，钻研《易经》，探索国家发展及人生之路，近年来已出版了《易经与辩证法杂说》《儒道墨法与易学辩证法》两本书。这就是我晚年在美新的“五斗米的故事”。

三个“五斗米的故事”，只叙梗概，若要展开，还有许多具体细节……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易学“既济”“未济”之道，将不断鼓励我探索人生之路，虽年迈步缓亦求前进！

2014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