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主报告

超慈善——中国慈善新时代的特征及其由来

一 新现象

最近十年来，在中国慈善领域中，“一簇新现象”爆发性地涌现。做慈善不再是专业慈善组织的“专利”，个人或几个朋友合伙发起和组织慈善活动蔚然成风（如多背一公斤、随手拍），做慈善的企业越来越多而且企业做的慈善也越来越精彩（如百胜餐饮集团的捐一元、腾讯的99公益日、阿里的淘宝公益宝贝计划），媒体主持的慈善项目也是轰轰烈烈（如新华社的公益广告大赛、《公益时报》的中国公益年会）。慈善内涵日益多元，不仅关注传统的社会问题（如扶贫济困、教育、环保），小众的需求也受到关注（如罕见病群体），高端的需求同样受到关注（如健身、朗诵、合唱、临终关怀、科普、非遗保护）。慈善的方法和工具越来越丰富（如众筹、线上募捐、捐步数、光盘行动、绿色出行、冰桶挑战、时间银行）。慈善组织形式也越来越丰富，非正式组织（如越野E族、夕阳再晨团队）、网络型组织（如公益筹款人联盟、河流守望者网络）、基于互联网的平台（如腾讯公益、易宝公益圈）、虚拟组织（如米公益）纷纷涌现。围绕慈善的合作无处不在，慈善领域内部的合作蓬勃发展，跨界合作日益深化。比跨界合作更深刻的是融合，慈善领域吸纳其他领域的要素，其他领域也吸收慈善要素（如今日头条寻人公益项目）。广泛而深入的跨界与融合带来了慈善的“弥散化”，慈善要素进入各个领域，慈善渗透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原有的各种界限被打破了，出现了一些难以辨识的行动和组织类型（如公益营销、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慈善活动与非慈善活动、慈善组织与非慈善组织的差别不再清晰可辨。慈善领域原有的清晰的宏观结构、运行机制、分工、等级、脉络、趋势也不再清晰可辨。大人物、大机构、大媒体、大资本的影响力下降了，崛起的新一代生力军主宰新兴的慈善。与新兴社会力量携手并进的是如日中天的“互联网+”，它介入一切，改变一切，足迹无处不在，影响至深至远。原来的主流、中心、权威、秩序、逻辑都受到无情的挑战。慈善治理体系也受到挑战，尤其是政府管理方式受到严重挑战，面对排山倒海、扑面而来的新现象晕头转向、手足无措。

这是偶然地同时出现的一批新现象吗？抑或是宣告一个新时代的降生？

这些雨后春笋般喷涌而出的、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新现象，不像是昙花一现的短期现象，也不像是出于偶然地聚在一起，相反，它们表现出鲜明的共性和趋势性，也许还预示了慈善的未来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