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现代慈善到后现代慈善

根据本文建立的解释框架，塑造慈善模式的因素或变量包括：文化；技术、经济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与法律体系；国际局势。在本文的情境中，即最近十几年的中国变化最显著的变量是“技术”与“经济与社会结构”。所以，我们从“技术变化”和“经济与社会结构变化”入手，观察和解释慈善的变化尤其是后现代慈善的诞生。

1．社会变量的作用

要理解经济社会发展对慈善的深远影响，首先要了解马斯洛的需求理论。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自我实现五类。他指出，在多种需要未获满足前，首先满足迫切需要；该需要满足后，更高的需要才显示出激励作用。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就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同一时期，一个人可能有几种需要，但每一时期总有一种需要占支配地位，对行为起决定作用。各层次的需要相互依赖和重叠，高层次的需要发展后，低层次的需要仍然存在，只是对行为影响的程度大大减小。马斯洛理论把个人需求和社会需求的当前关注重点与个人成长阶段和社会发展阶段关联起来——随着经济发展，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提升，教育发达，媒体发达，社会保障发达，人们的低级需求得到满足，高级需求涌现，社会归属感提高，社会责任感提升，爱人之心、利他之心也随之高涨。马斯洛理论告诉我们，人类发展的过程就是低级需求不断满足的过程，就是需求层次不断提升的过程，就是利他精神逐步丰盈的过程，就是利他精神越来越有力地约束、征服利己之心的过程。

下面回到正题。

经过持续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重心由制造业转变为服务业。相应地，从事服务业的“白领阶层”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他们主导需求结构，引领并塑造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风尚、气质与演变方向。与此同时，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消费者掌握了市场主导权。这样一来，稳定的、均质化的消费需求被多变的、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生产式微，以满足个性化需求、大规模定制、弹性生产为标志的“后福特”生产模式兴起。此所谓“后工业社会”，也称为“高技术社会”、“信息社会”、“富裕社会”、“发达社会”。

科技、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价值观、行为方式、生活方式、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由于白领阶层的基本需求（马斯洛所谓的低级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于是高级需求被提上议事日程。又由于他们是主导阶层，所以在整体上马斯洛的高级需求被提上了社会议事日程。英格尔哈特所谓的“后物质主义文化”兴起，精神性追求上升。价值观个性化、多样化，主流道德、主流理论的主导性下降，道德相对主义盛行，相应地，社会的包容性提高。

白领崛起、富裕社会出现、高级需求上升，带来一系列深刻的后果。

首先，慈善需求发生了巨变。

从受助者的需求来看。在后工业社会中，人们的基本需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低级需求满足之后将追求更高的需求，所以后工业社会追求高级需求的满足。需求等级越高，需求就越是个性化、多样化、小众化，而且不断变化。

从助人者的需求来看。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助人者群体，价值观高度多元化，而且参与慈善的积极性很高，自主性很强，行动能力也很强，并且拥有一定的资源。所以，他们定义的“慈善需求”也表现出高度的多元化，也具有个性化、小众化、随时变化的特征。

从民间与政府的分工来看。越是低级需求，刚性和同质性越强，满足此类需求的行动越是具有刚性、普遍、稳定、持续的特征，越是适于由政府予以满足。越是高级需求，弹性和差异性越强，个性化越突出，满足此类需求的行动越是具有弹性、小众、小规模、变动不居的特征，越是适于由非政府主体（个人、群体、慈善组织、企业）予以满足。随着社会的发展，此前未被满足的需求得到满足，越来越多的需求得到满足；越来越多的需求得到刚性的保障，被法律规定，由政府负责，进入公民权利清单；留给社会满足的需求，越来越高级，越来越多样化、小众化、个性化、富有弹性、随时变化，具有越来越鲜明的“后现代特征”。

人类的需求经历了这样一种演变过程：先是被无视、忽视，无人问津，得不到普遍满足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很正常、不是问题；然后是被认识，感到应该得到普遍满足，但是仅仅作为“道德诉求”，能满足更好，不能满足也可以接受；再就演变成为必须得到普遍满足的需求，刚性的要求，成为法律规定的政府必须予以保障的公民权利。其次，慈善的供给发生了巨变。

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社会的道德水准提升，利他、助人、责任意识普遍提升。人人有慈善意识，各个部门也都有慈善意识。其结果就是慈善的行动主体剧增。一方面，人人参与慈善。普通人除了给慈善组织捐款、捐物、做志愿者，还可以发现问题、设计解决方案、筹集资源、组织实施。慈善不再是少数人的“职业”，而是成为大多数人的“业余活动”，成为个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各部门参与慈善。慈善不再是“慈善组织”、“公益组织”、“非营利组织”的“专利”了。所有部门都在“做公益”，慈善要素进入所有领域。围绕慈善的跨部门合作蔚然成风。此前的部门界限被打破了。行动主体的剧增又带来了“附加结果”——慈善创新能力暴涨，慈善发展日新月异。

另外，从受益方来看，权利意识提升了，能够更积极主动地提出诉求，而且能够直接采取行动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就是说，受益者成了自助者。

2．技术变量的作用

科技革命，尤其是“互联网革命”，给慈善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连接”。强大的“连接”能力使得所有的人、事、物都能被瞬间触及，便捷、高效而且成本低廉。如今互联网已经成为真正的“公共基础设施”，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可以自由使用，由此产生了广泛的“互联网+”。互联网可以“+”任何东西。慈善的各个环节——确定需求、资源动员，集体行动的组织协调，线上与线下的互动，资源提供者、传递者、受益者之间的各种资源的传递，由于互联网的存在，门槛降低了，成本降低了，效率提高了。

互联网降低了通信成本和门槛。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了更畅通的民意表达和更广泛的社会及政治参与空间。普通个人不再是信息的被动获取者，而是信息的生产和发送者。互联网不但促进了单向的信息传播，也促进了人与人之间双向的信息交流。在此基础上，实体世界里的人与人的互动更加便捷。现在只要拥有一台电脑或者一部智能手机，任何人都可以接入互联网。无线网络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上网。智能手机的发展使其进入了“移动互联时代”。

作为一项集体行动，有效的慈善需要“共识”。慈善首先需要建立关于“需求”的共识。建立需求共识需要发现客观存在的问题，再从众多的问题中筛选出要着手解决的问题。这都需要大量而频繁的信息交流。慈善需要有人来做，要有一个合格的团队，也就是说需要“聚人”。而“聚人”也需要大量而频繁的信息交流。只有人还不够，慈善还需要“筹款”。筹款需要向筹款对象发送信息，说服筹款对象使之同意捐款，同意捐款的人要把钱付给筹款者，筹款者还要给捐款者提供收据。这里不仅需要传递和交换信息，还需要传递货币和单据。有了目标，有了行动主体，有了所需的资源，还要有解决问题的方案，还要有方案的有效实施。项目设计及实施同样需要大量而频繁的信息交流。互联网帮助行动主体有效地克服了各种自然和人为的障碍，大幅度降低了信息传递成本，也大幅度降低了货币传递的成本（通过银行卡、移动支付）和单据传递的成本（通过电子单据），从而大幅度降低了慈善的成本。

互联网还引起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组织革命”。确定需求、聚人、筹款和实施项目都需要“组织”（动词），而“组织”（动词）离不开“组织”（名词）。互联网打破了自然和人为的限制，使个体的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增长，组织方式和行动方式发生了巨变，集体行动广泛地发生，并深远地影响了人们的理念和思维方式。

互联网改变了实体组织的运行逻辑和组织结构。互联网的运用大幅度降低了组织内部的沟通成本，管理幅度增大，层级减少，组织趋于扁平化；同时，网络型协作更加普及，决策方式也更加分散，参与性更强。比改造实体组织更伟大的变革是创造虚拟组织。社交软件的出现是发生在互联网上的又一场伟大的组织革命。Facebook、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其本质是形式化的、通用的、开放的、人人可用的、触手可及的、简单的、免费的“组织”。它们是“组织的平台”。拥有一个自己的“组织”（名词），自发地“组织起来”（动词），不再是困难的事情，成本高昂的事情，难以企及的事情，而是简单的事情，廉价的事情，轻松愉快的事情。权力和金钱有效地垄断“组织”这种最重要的“资源”的时代结束了。互联网一定程度上使得公众能够有效地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利。

在现代慈善中，实体组织是最主要的行动主体。实体组织较之个人更为强大，能够完成许多个人无法完成的任务。但是，获得这种优势是有代价的。实体组织需要办公场所、办公设备、水电采暖费用、人员费用、纳税等，还要到政府管理部门登记并接受监管。所以，成立并运营一个实体组织的门槛是很高的，普通人根本无法承受。因此，在现代慈善中，个人只能扮演捐赠者或志愿者的角色，以给实体慈善组织捐款、捐物、无偿贡献时间的方式参与慈善，而不能承担发现问题、确定需求、设计解决方案、动员资源、组织实施的职能。然而，互联网改变了这一切。

在现代慈善中，组织规模越大，组织实力就越强。后工业社会中，出现了大量的、多样化的、个性化的需求，只有“灵活”的组织才能适应这种环境。与大型组织相比，小规模组织往往更加灵活。因此，在后工业社会与互联网叠加的时代，大组织相对于小组织的优势下降了。

在现代慈善中，实体组织是“慈善组织化”的唯一载体。后工业社会与互联网叠加改变了这种局面。在后现代慈善中，个人可以出于兴趣和爱好，借助互联网快速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并发起集体行动。人们也可以借助互联网建立虚拟组织，从寻找组织成员到实施集体行动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完成。借助互联网产生的组织（既是名词又是动词），自发、自主、分散，可以快速聚集，可以随环境变化而瞬间解散，也可以根据需要持续地生存下去。这样一来，个人或人们可以不再依赖于庞大的实体组织，不再需要跨越高不可攀的门槛，不再需要支付常人或小群体无力支付的成本，而是借助互联网自主地组织起来，酝酿、发起、实施并完成集体行动。可以说，互联网及虚拟组织解除了个人对实体组织的依赖，个人不依靠实体组织也可以高效率地组织集体行动。

互联网使个人成为积极的“主角”，而不仅仅是消极的“配角”。依托互联网强大的“连接”功能，个人可以自主地发现问题，设计解决方案，向社会广而告之，募集各种资源，并组织实施。这就是后现代慈善中行动主体的“个体化”或“去组织化”。随之而来的，一方面是慈善的“业余化”、“兼业化”、“普遍化”；从另一方面看也就是“去职业化”、“去专业化”。

在现代慈善中，专业慈善组织是唯一的、合法的“中介”。互联网打破了这种局面。借助互联网，助人者可以“越过”专业慈善组织与受助者“直接对接”；而受助者可以直接向社会求助，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再求助于各种“中介”。这就是互联网的“去中介化”效应。

综上所述，互联网改变了慈善领域中的权力分配格局：大组织相对于小组织的优势下降了；实体组织相对于虚拟组织的优势下降了；组织相对于个人的优势下降了；助人者相对于受助者的优势下降了。

3．两大变量交互作用的结果——后现代慈善诞生

社会变量与技术变量各显神通，且相互激励，造就了后现代慈善。与此前的自有慈善模式相比，后现代慈善自有“独特之处”。

其一，价值观。后现代慈善拒绝宏大叙事，反权威，反主流化。后现代慈善的价值观高度多元化，且不断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含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后现代慈善主张多种道德诉求共存的正当性。

其二，行动主体。属于后现代慈善的行动主体是个体、小团体、虚拟组织、网络型组织、非专业慈善组织。与现代慈善相比，呈现出鲜明的去组织化、去专业化的色彩。后现代慈善的“主导势力”是中产阶级，而不是现代慈善中的大捐款方、大慈善机构、行业大佬、有话语权的学者和各类“明星”。

其三，组织形式。从微观层面来看，小型化、非正式、虚拟性、模糊性、流动性、扁平型、网络型、平台型，构成了后现代慈善的组织形式的“特征集合”。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实体科层制组织是现代慈善的唯一的、合法的组织形式。从宏观层面来看，现代慈善的分工和部门化逻辑被打破了，渗透与融合无所不在，各类边界模糊化，慈善弥散化。在后现代慈善中，分工、界限、等级体系、权力结构、演变趋势不再是清晰、稳定、可预见的了。

其四，项目及其运作方式。后现代慈善主要回应高级需求，其特征为弹性大、个性化、小众化、多样化、变化快。相应地，后现代慈善反对单一化、标准化、普遍化、大规模的项目设计原则，对项目的确定性、稳定性、持久性亦不以为然。作为中产阶级的慈善，后现代慈善既张扬个性，又主张平等，既反对千篇一律、苍白平庸，又反对精英主义、父爱主义。后现代慈善的项目运作方式也具有突出的特征，一是去中介化，助人者与受助者直接对接；二是广泛的跨界合作，核心竞争力理论、战略联盟理论、“长板原理”得到广泛运用；三是平台战略大行其道，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各类平台占据枢纽位置，发挥着协调与整合的功能；四是行为边界“模糊化”，如公益营销、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的行为目的、主体身份、治理结构均含混不清，亦此亦彼的杂乱混淆取代了非此即彼的明确清晰。

其五，治理。现代慈善基于实体组织和实体空间行为建立了一整套治理模式。在后现代慈善中，这套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大打折扣，有的“部件”甚至彻底失灵了。

由上述“独特之处”可知：其一，后现代慈善是对以往慈善的价值观、行动主体、组织形式、运作方式、各种分工与边界的全面超越；其二，后现代慈善不是过去的平滑的延续，不是单纯的连续的量变的积累，而是发生了质变。在后现代慈善与现代慈善之间存在一个不可抹杀、不可逾越的“断裂”！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工业文明的优势与弊端集中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场人类浩劫宣告了工业文明黄金时代的终结。20世纪60、70年代，西方世界的年轻一代，主要是学生和艺术家，掀起了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反叛运动”。与此同时，信息文明登上人类历史舞台，渐渐后来居上，成为大戏剧的主角。20世纪中叶以后，所谓“后工业社会”、“高技术社会”、“信息社会”、“富裕社会”、“后现代社会”开始形成，后现代慈善模式也开始在其中孕育，逐步成长，并将自己显示在世人面前。由此可见，尽管“后现代慈善”在中国尚属“新现象”，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它绝不是眼下、瞬间产生的现象，而是一个过程，更是一种趋势。就世界慈善而言，后现代慈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