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研究贡献

1.3.1 通过全新视角对城市创新生态系统进行了解构

从有关创新的理论研究文献和各类创新评价报告来看，对创新的研究角度多种多样，争议自然也较多。例如，有些学者认为应该用“创新系统”刻画城市创新，有些学者则认为应该用“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来刻画城市创新；有学者用“商业生态系统”理论来解释“创新生态系统”，也有学者认为应该用“自然生态系统”来类比“创新生态系统”。由于对“创新”概念和本质的多元化解读，目前认可创新生态性的学者仍然未能对“创新生态系统”达成共识。本书基于以上有关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多维视角基础，对城市创新生态系统进行了系统的概念解构和界定。

1.3.2 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效率评价注重过程的动态性

目前已有的对创新效率的评价大多还停留在静态分析的层面，即主要从城市创新静态要素投入、创新产出方面对创新生态系统进行刻画。然而，“生态系统”和机械系统等其他系统不同之处在于，生态是有生命力的，是活动的，是动态的。因此，本书对“创新生态系统”的刻画将充分考虑创新生态系统的动态性和演化性。

一些研究已经考虑到应该在资源有限的约束条件下追求单位创新投入的最大创新产出，但是仍缺乏对效率动态性的描述。本书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创新过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新增“创新过程”这一变量，从动态角度对创新生态系统的创新效率进行评价，强调创新资源转化的动态性，以及这一动态过程在创新转化中发挥的调节作用。

1.3.3 首次对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健康性”进行了评价

创新效率衡量的是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匹配关系，严格意义上来说，考察的仍然是一个阶段的状态，没有考察这种状态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但是从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长期演化来看，生态环境的“健康性”是培养城市创新主体自适应能力、城市创新环境自我优化和自我修复能力的重要方面。因此，本书在注重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效率的同时，首次提出了“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健康性”概念，并且从与自然生态系统、商业生态系统等理论的对比中，对“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健康性评价进行了指标体系建设，编制了健康指数排名。

1.3.4 分析了政府在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平台”作用

与其他创新研究相比，本书特别分析了政府在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平台”作用。政府不仅是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驱动力提供者之一，而且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者、创新规则的制定者、创新平台的打造者。中国政府在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中发挥的作用与西方国家相比具有自身特色，尽管美国、日本、德国、以色列等国家的政府机构也会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提供相关的支持，但总体上讲它们掌握的资源和对创新活动介入的深度和广度都相对有限。本书重点研究了政府的平台性作用，并且作为“年度视角”来分析论述，有助于阅读者和使用者充分理解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建立一个有效、健康发展的城市创新生态系统。

1.3.5 搭建了城市创新数据库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讲，为打破当前城市创新研究的数据困局，本书不仅使用传统的数据采集方法，如利用统计年鉴、研究报告、商业性数据库资源等，还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新型数据获取方法，扩展城市创新数据的获取途径。如在衡量一个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环境和谐性时，我们通过百度搜索体现的社会各界对创新创业活动的关注程度来实现。这一动态数据可以反映该城市在社会层面是否存在一种关注创新、包容创新和参与创新的氛围。再如，利用在线求职网站的数据，得到与城市创新产业以及就业市场有关的一手数据。另外还系统地整合不同部门分散发布的城市创新数据，力求对城市创新生态系统进行多方位的评价。

1.3.6 引导政府走出创新政策“重投入、轻效率”的政策定势

本书强调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不仅要关注创新投入，更需要关注最大化创新产出，即应该注重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在全国一盘棋、各地纷纷响应党中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国务院提出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号召时，应该牢牢记住“创新效率”的红线，不能单方面攀比投入，盲目建设“创客空间”“孵化器”等，应把重点放在创新转化和创新产出上，确保每一分创新资源获得最大的创新产出。所以，本书能够为区域及城市创新政策制定者提供启发和指导。

1.3.7 对城市创新生态进行健康预警

通过对各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健康度进行“诊断”，本书初步对35个主要城市的创新生态系统健康性指标进行了全面“体检”，各城市的创新政策决策者可通过横向对比各项健康指标，较清楚地掌握本市创新生态系统的短板，及时对有可能在未来出现的“创新生态系统健康风险”进行主动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