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指标构建与评价方法

3.1 指标构建

3.1.1 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效率评价指标构建

（1）创新投入指标

本书有关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评价，首先选用了创新投入指标，这一指标一方面体现了投入产出的经济理论模型概念，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生态系统中生产者和分解者的理念。所以在指标的分解上，不仅体现了经济模型中资源、科技和经济的基础条件投入，而且考虑了生态系统中分解者的概念，即加入了中介机构的投入概念。因此，本书在指标设计上包括三个维度：创新要素投入、创新主体投入、中介机构。

人、财、物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在创新投入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具体到本书指标上体现为：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户）、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册/件）、科学支出、地区网民在百度上搜索“创新”“创业”“风险投资”次数的平均值。创新主体对于创新活动有着重要影响。这里对创新主体的选取主要是从产学研政的角度来考虑的，具体为：教育业从业人员数（万人）、科研院所支出额（万元）、高新企业数、政府透明度。中介在创新投入的评价指标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主要从金融和地产两个方面对中介机构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进行评价，指标分为：私募机构数、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数（万人）。

（2）创新过程指标

OECD于1997年发布的报告认为，创新体系的核心是科技知识在地区内部各主体间的循环流转（flows of knowledge），测度与评价体系绩效的主要指标应分为：①企业间的相互作用（joint industry activities），指研究活动合作和其他技术合作等；②公私间的相互作用（linkage between the private and public research sectors），主要指企业、大学与公共研究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③知识和技术的扩散（technology diffusion），包括新技术的工业采用率和通过机器设备等途径的扩散（delivery of innovation）等。根据OECD的标准及数据可得性，信息流转机制的细化指标应该包含规模以上企业设立研发机构的个数、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相互科技支出之和以及科研机构之间的科研支出。在这里，我们用研究机构的数量、司法透明度以及研发主体与应用主体之间的资金流量来表示信息的扩散程度。企业设立的研发机构越多，企业与研发机构的互动就会越多；企业的创新需求会流转给研发机构，而研发机构的创新知识和信息也会流转给企业。同样，企业与研发机构之间的科技支出也是用资金流量来表示信息扩散程度的。司法透明度的提高能够有效避免对企业身份的歧视，保障公平的竞争环境，进而促进信息的顺畅、快速流转。科研机构之间的科研支出代表的是科研机构之间的信息和成果的互换，这种互换越频繁，则证明信息流转机制越发达。

是否能成功融资以及融资金额的大小都会成为影响创新型企业发展的关键。另外创新型企业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通过不同的渠道进行融资。例如，创业初期企业主要靠政府的补贴和政策性贷款、天使投资等获得资金；成长期的企业则可以通过抵押等方式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资金。因此，融资机制的质量主要由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创新型企业或创新行为发放贷款和提供资金的增量、政府专项贷款和补贴的增量、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这三方面来衡量。其中，多用“增量”指标能更好地体现创新过程的动态性。虽然目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使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有所拓宽，但银行贷款仍旧是企业融资的最主要方式。在向创新驱动转型期间，国家针对创新型企业出台了很多利好政策，资金的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因此，政府专项贷款和补贴也是资金来源的重要部分。民间资本是市场化的选择，是市场开放性的体现；风险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给创新型企业的融资提供了更多可能，是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手段的重要补充。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将会对融资机制的完善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人才激励机制在创新过程的评价指标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方面可从高层次人才的流向来分析人才激励机制所起到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从该地区的创新型企业对人才的重视程度来进行分析。因此，人才激励机制的细化指标为以该城市为就业意向城市的本科及以上求职人员的数量、规模以上企业研发机构中博士与硕士的人数总和、本科及以上求职人员的平均期望薪酬。一个城市人才激励机制的健全程度与求职人员去往该城市就职的意向呈正相关，机制越健全，去往该城市求职的人员数就越多，尤其对高知识、高技术人群更是如此：研发机构中高学历的人数越多，高学历、高技术人才的薪酬和待遇越好，该城市的人才激励机制就越健全。以本科及以上各层次人才的求职意向、就业状况等方面作为评价指标，一方面可以看出该城市创新企业的数量和创业环境的优劣，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出该城市的创新发展潜力。

（3）创新产出指标

在生态系统的文献中，生产力水平是评价系统是否有效的重要指标，主要用于评价生态系统能否有效地将原材料转化成生物体。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与生物生态系统有相似之处，又存在明显差异，对于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我们更关注其“交付能力”如何，是否带来了科技进步，是否带来了商业价值，是否提高了人们的经济水平。大量研究运用专利申请量测量创新的交付能力，如Nasierowski和Arcelus、Sharma和Thomas、Pan等、Cullmann等、Guan和Chen、Carayannis等的研究。Chen和Guan认为技术成果转化形成的新产品收入、人均创新收入是衡量创新生产水平的重要指标。Carayannis等认为企业创新带来的收入是测量创新产出的重要指标。Pachepsky等、Eisenhardt ＆ Sull的研究运用技术转化水平测量创新系统的产生，认为技术创新只有转化成经济效益才有价值。本书总结了以往研究的测量指标，在测量创新系统产出时，沿用了专利申请数量、新产品收入、技术合同成交额等的测量指标，同时加入了商标注册数量的测量指标。我们认为，注册商标数量也能够反映创新生态系统的产出。商标数量越多，表明新产品的数量越多，带来的经济效益越大。

健康的生态系统能够支持多种物种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保持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的重要功能之一。健康的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应该能够激发人们的创新意识，发挥人们的想象力，为更多的创业者带来发展机会，鼓励企业研发和创新，促进企业多样化，填补不同的利基市场，同时，试错成本低，不同的创新想法都有成长空间，各行业协同发展，价值创造能力高。Hartigh等、Iansiti和Levien认为，商业生态系统创建利基市场的能力主要表现为其中创新主体的多样性以及价值创造的能力。Afzal运用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占制造业出口的比重反映创新系统价值创造的能力。本书认为，创建利基市场的能力包含两方面。一方面，创新的多样性与高科技产业的主营收入成正比，主营产业的业务情况越突出，越可能创造出创新的利基市场，并为企业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因此，本书主要通过高科技产业的主营收入量来衡量创建利基市场的能力。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的指标已经不足以衡量新的商业模式。本书引入电商发展指数，以反映电商发展对于当前的草根创新所起的推动作用；电商应用越发达，大众越容易找到创新的突破点，中小微企业也越容易获取机会。因此电商发展指数能够较好地反映创新系统创建利基市场的能力（如表3.1所示）。

3.1.2 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健康性指数评价指标构建

（1）驱动力指标

理论分析部分已经指出，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驱动力主要分为外部驱动和内部驱动，具体主要包括政府驱动力、市场竞争驱动力、科技发展驱动力、企业家精神四个方面。

政府作为创新生态系统的发育和生长平台，负责为整个系统提供创新基础设施、创新资金和创新规则制定等方面的服务。其中，城市创新基础设施规模主要用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支出、城市道路面积、排水管长度、绿化率、剧场与影剧院数量、公共图书馆藏书量等指标来衡量；创新资金投入水平主要用科学技术支出和教育支出两个指标来衡量；创新规则制定水平主要用政府透明度和司法透明度两个指标来反映。

市场竞争驱动力表明，在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成长过程中，市场环境与市场氛围能够对各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产生刺激和触动，从而促使各创新主体更有积极性和意愿去创新。因此，每个城市的市场化程度指标尤为重要，市场化程度越低，创新积极性也越低。本书吸收现有研究中关于市场化程度的测度来对这方面进行衡量。同时我们也引入非户籍人口比、外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GDP比重、企业所得税占GDP比重、商标注册量等指标作为补充。另外，市场对创新的激励也反映在创业文化上，尤其对于年轻的创业者而言，创业文化和创业氛围对于创新是极好的催化剂，如“创客咖啡”几乎成为每一个孵化器和创客空间的标配，因此我们也引入每万人拥有的咖啡馆数量来进行衡量。

科技发展是创新活动重要的驱动力。创新与发展是互为因果的“双轮驱动”，创新活动推动了科技发展水平的提高，科技发展水平反过来又为创新活动提供基础和动力。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也是如此，一个城市的科技发展水平既是该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成长的基础，又是该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成长的动力。首先，“互联网用户”和“互联网+指数”这两个指标反映了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网络驱动力，这是电商发展的基础；其次，“万人专利数”和“研究与实验经费”表明了科研的基础和水平；反映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外部驱动力的其他几个重要指标是高技术产业增加值、货运总量、民用航空货邮运量、客运总量等。

企业家精神作为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内部驱动力，可能比所有其他外部驱动力更为重要。外部驱动力提供了外部条件，但是一个健康持续的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必须将创新主体的企业家精神作为主要驱动力才最有可持续性。企业家能力也许可以通过教育、培训等方法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但是企业家精神却是一个地方文化传统长期积淀的结果。可以衡量企业家精神的指标包括新增市场主体、每万人拥有的市场主体数、实际利用外资、个体劳动者占比指数等，我们还专门引入百度搜索中出现的创新或创业的频次，以表明该城市民众对创新、创业的关注度（如表3.2所示）。

（2）组织力指标

首先是多样性指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是生态系统抵御风险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这里的多样性主要是指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中创新主体的多样性，衡量指标主要包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研机构数量、城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小微企业数量、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企业以及教育法人单位等创新主体数量。教育法人单位的范围不仅包括了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还包括民办学校、中小学等教育单位。这一指标设计充分考虑了不同创新主体在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中可能作出的贡献。此外，创新主体还包括了私募公司、律师事务所、技术交易中心等中介机构。这些机构也许没有直接进入创新活动中，但是却是创新活动不可或缺的参与者。

竞合性指标主要分为创新合作与创新竞争两个方面。创新合作一方面体现了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之间的和谐性相处，用城市宜居指数、互联网+智慧城市指数、互联网+创新创业指数、城市创新创业先锋指数、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来反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各创新主体间的合作关系，用科企合作指数、机构之间合作科技支出之和、科研合作指数反映。创新竞争主要反映的是各创新主体之间竞争性动态平衡的状态，主要用高新产品贡献率、高新企业占比来表示。高新产品贡献率和高新企业数量占比表示不同城市中创新主体之间的竞争激烈程度。这两个指标得分越高，表明该城市创新主体之间的竞争越激烈。

开放性指标反映的是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开放程度。开放程度越高，系统的组织力越强，系统的健康性也会越高。因为人员的流动会激发创业和创新思维，所以人口的开放性需要考虑城市年净流入人口、高新区外籍常住人口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这两个指标。再则要考虑的是城市外资及港澳台投资企业比例和高新区企业创汇能力等。这些指标直观地反映了该城市经济体系的对外开放程度。

成长性指标主要反映的是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各创新主体的成长性。严格意义上讲，这一指标需要囊括以上所说的全部创新主体，但是在查找数据时难度过大。因此本书最后只能使用企业数量增长率和城市高新技术企业数增长率来衡量创新主体的成长性。

（3）创新资源潜力指标衡量

想把资源进行概括与分类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资源”本身的概念就极其宽泛，无论从哪个角度分类，都会遗漏其他很多种排列组合，并会有人立刻提出不同的意见；另一方面，“创新资源”的研究也不多见，到底哪些资源应该归入创新资源范畴里，仍然没有定论。按照本书的分析逻辑，创新资源潜力是考量各个城市创新活动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主要标准之一。创新资源潜力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资源：资本资源、人力资源、基础设施资源和科技资源。其中，资本资源潜力用规模以上企业的研发支出、政府研发投资基金规模和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来反映；人力资源潜力用万人科研人员密度、万人科学技术从业人员密度、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万人高校专任教师数量、高新区归国人员密度、高新区高级职称人才密度、高新区大专以上就业人员密度等指标衡量；基础设施资源潜力用人均图书馆拥有比例、互联网+指数、万人移动电话数量、万人互联网接入量、万人网民数量等指标反映；科技资源潜力主要用高新园区企业技术收入、五年专利数、电商发展指数等指标衡量（如表3.4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