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效率评价

目前，学术上关于如何解构创新生态系统效率的研究文献还比较少见，传统的创新系统效率的研究过于静态，大多把创新系统视为一个黑箱，普遍忽略了从投入到产出之间的中间过程研究，正如OECD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们过分关注投入（研发和人员投入）和产出（如专利），不关注创新系统内部的黑箱，投入和产出指标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创新、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创新系统效率无法反映出生态系统的特性。与一般创新系统相比，创新生态系统更强调通过一定的创新组织结构以及种群互动实现创新生态的变化，从而孕育出创新，我们将这种特征总结为动态的转化机制。因此，评价创新生态系统效率时，我们除了考虑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外，还加入对创新动态转化机制的评价。动态转化机制能够调节投入和产出的效率，同样的创新投入，如果动态转化机制合理，可能产出更多的创新成果，反之亦然。我们将多种创新动态转化机制归纳为创新过程，具体如图2.1所示。

我们认为，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符合一般创新生态系统的运作规律，即包括城市的创新投入、城市的创新过程、城市的创新产出三个部分，城市创新首先是资源的投入，每个城市的资源不同，创新投入各有差异。通过各类转化机制运营这些资源是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第二个环节，各个城市通过一定的运作机制调节实现创新投入的产出最大化。关于城市创新投入、城市创新过程、城市创新产出的具体解构如下。

2.1.1 创新投入

在创新生态系统中，投入是非常基础的指标。陈向东和刘志春认为创新服从于生物学规律，创新的过程被揭示为物种、种群乃至群落对环境变迁、扰动形成的应答过程。在生物学中，物种是非常重要的要素，物种联结形成了各种群落，物种和群落在共生竞合的相互作用中动态演化，并形成系统整体演化。类比到创新生态系统中，投入的主体（如企业、大学、科研院所、政府等）也不可忽视。创新投入是一个创新生态系统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基础，是创新活力持续迸发的基本前提。创新投入通过知识、技术、人才、资本等主要纽带形成了复杂的价值网络，在竞争性合作共生中不断演化发展。当一个系统中的这种价值网络或共生关系被打破，系统的平衡性、稳定性就受到了破坏，系统就必须进行调整，以达到新的平衡。创新投入的多样性共生的特征意味着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之间进行着频繁的试错与应答，创新投入多样性要求创新生态系统应容纳尽可能多的“创新基因库”，而竞争性合作共生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系统达到最适宜的多样性程度。

国内对城市创新系统进行评价的模型大多会加入创新投入这一指标。陈劲和朱凌认为创新型城市投入的核心驱动要素为知识、人力资本，创新型城市的核心能力是科技创新或知识竞争力；类似地，赵清对创新型城市投入的研究认为城市创新网络、城市发展机制都会有助于城市的创新发展。李世泰等将创新投入归纳为创新资源和创新载体。

国内众多创新报告也都对创新投入进行了说明。如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在2013年提出的“创新城市评判指标”中加入了创新资源、创新投入、创新企业、创新产业；科技部在关于“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检测评判指标”中加入了创新投入、创新企业、创新环境等；“创新型国家建设报告”课题组在提出的“创新型城市评判指标”中加入了人才投入、资金投入、机构投入、技术设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战略”研究组在提出的“创新型城市评判指标”中加入了科教投入、人力投入；张江创新指数中包含了研发投入强度、自主知识产权、企业创新等。虽然上述报告都涉及创新投入的内容，但是在维度和投入内容指标的选取上各自不同，共同点是都涉及不同城市的科技和经济相关指标。

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在城市的评价指标构建上用创新资源和经济环境等相关指标来反映创新的基础条件。如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创新能力指数评判指标”中涵盖科技活动人员、R＆D人员、科技经费支出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经费、国家实验室数量、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科学家的研究生培养率、科学家及工程师人均科技经费支出等；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的“创新城市评判指标”包含了经济创新指数、政治创新指数、科教创新指数、文化创新指数、生态环保创新指数等，主要用来反映各城市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条件。

比较不同学者对创新型城市内涵的界定，可以发现存在诸多共同点，核心理念高度一致。首先，大多强调创新是城市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其次，创新主体是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再次，城市内部需要具备开展创新活动的资源和环境；最后，创新主体之间能够产生协同效应。结合上述研究的共同点，我们认为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投入可以包括反映主体情况的创新主体投入、反映要素情况的创新要素投入、反映协同过程的中介机构情况。

2.1.2 创新过程

在评价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时，除了投入和产出这两部分十分重要外，从投入到产出的中间过程，即所谓的动态转化机制，对一个城市的创新效率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反映了一个城市创新发展的系统性和动态性。创新是个系统工程，各个环节环环相扣、相互支撑，决定着创新的整体质量和效益。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树立系统思维，重视体制机制的发展。熊彼特曾在其创新理论中提出，在研究创新时，要重视对经济发展进行“动态”性的分析。寇明婷、陈凯华、高霞、杨利锋经研究指出，创新产出的增加既依赖于各种创新种群的存在以及资源和要素的投入，又取决于创新过程中各种制度的匹配及良性互动，同样的投入进入不同的创新过程，得出的产出肯定不同，因此得出的创新效率也会不同。吕一博、苏敬勤也提出，单纯对城市进行“投入—产出”式的效率对比，很可能忽略城市创新结构和发展的不均衡性，因此指标体系的指导性较差，而从“投入—过程—产出”的角度进行效率评价，评价结果则更为全面和准确。Adler及其后续学者的研究都认为，对创新能力评价时不仅需要比较其创新产出，还需要对创新的全过程进行比较。

张国良、陈宏民指出基于创新过程的创新评价方法的理论基础是技术创新过程模型，“创新过程”视角的能力评价框架大多是根据创新过程划分的，旨在建立层次化的指标体系。OECD认为，科技知识在地区内部各主体间的循环流转是创新体系的核心，公平、有效的信息流转渠道是加速创新的有力保证；熊彼特曾提出金融体制是创新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是完善创新服务的首要目标；在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要弘扬创新精神，培育符合创新发展要求的人才队伍”。创新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而支撑和推动创新的根本是人才，因此对人才的激励是对创新最好的支持，同时，创新也会带动人才的成长。

因此，根据对创新投入的主要要素及从创新投入到创新产出的主要环节的分析，我们认为创新过程评价应包含信息流转机制评价、融资机制评价、人才激励机制评价这三个层次，每个层次下面又包含若干个细化指标以便衡量这三个机制。

2.1.3 创新产出

创新产出考察的是创新生态系统对社会和经济的最终影响，很多研究都对创新产出做了定义和测量。一般的研究认为，创新产出应该包括创新的经济成果和智力成果。经济成果主要包括创新带来的就业岗位、新产品、高技术的出口额等；智力成果包括创新产出的各类专利数量、各类商标注册数量等。Iansiti和Levien提出了商业生态系统的评价框架，认为创新生态系统的产出评价应包括生产力水平、创建利基市场的能力、系统稳定性维度。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中国创新指数研究”课题组认为创新产出的测量对象包括科技论文数量、专利授权数、企业商标拥有量、科技活动人员技术市场成交额。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5》认为，创新绩效应该包括劳动生产率、单位能源消耗的经济产出、有效专利数量、高技术产业出口额占制造业出口额的比重等。

一些实证论文对创新产出进行了简单化测量。常见的测量指标包括两种，一种是以专利数量作为创新产出的测量变量，如Ang、Kortum和Lerner的研究就将专利申请数作为创新产出的测量变量。Hellmann和Puri在研究采用创新战略的公司是否比采用模仿战略的企业更容易在早期阶段获得风险投资的问题时，以专利数量判断企业创新产出的规模。Engel和Keil-bach的研究指出企业获得风险投资后，将拥有更高的成长率，但在创新产出方面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同样是以专利数量来判断创新产出的情况。另一种是以科技进步率作为创新产出的测量变量。如Tang和Chyi、Romain和Van Pottelsberghe、Ueda和Hirukawa以及Han等人的研究均以科技进步率作为测量创新产出的指标。

参考以往的研究，以及创新生态系统与商业生态系统的相似性，我们认为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产出除了应该包含创新的经济成果和智力成果外，还应该考虑系统的演化繁殖力，对于自然生态系统而言，就是看它能不能产生新的物种，而对于创新生态系统而言，则要看它能不能创建利基市场，能不能让更多的小企业找到生存的空间。我们将创新的经济成果和智力成果概括为创新系统的生产力水平，将系统的演化繁殖能力总结为创新系统创建利基市场的能力。

关于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效率的研究框架如图2.2所示。